回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岁月，尤其是开启我在黄石港派出所工作和生活期间的尘封往事，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！真是：
峥嵘岁月忆当年，深情不泯抚秋残。
假我青春四十载，甘洒热血铸平安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，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全中国，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公安机关受到严重冲击。在红卫兵和造反派“砸乱公检法”、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、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的嚣叫声中，各级公安机关基本处于瘫痪状态。很多老革命、老领导、老干部纷纷被造反派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揪斗，甚至连普通民警也未能幸免，惨遭他们批斗和殴打，社会秩序几乎乱了套。
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，政府机构处于瘫痪，工厂停工了，学校停课了。大字报、大串连、大游行、大批判，比比皆是。各级领导干部成了阶级敌人，成了走资派、叛徒、特务、野心家、阴谋家和牛鬼蛇神而被批斗、被打倒甚至被抄家，被迫害致死；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，分成“造反派”和“保守派”两派，派别之间的分歧从文斗发展到了武斗，用上了真枪实弹；农业生产连年减产，物资紧张，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；法律、信念、道德、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。
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势，为了恢复法制、维护社会稳定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，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坚决措施，对各级党政机关、要害部门以及农业、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实行“三支”（支左、支工、支农）“两军”（军管、军训）。我们黄石市公安局也不例外地实行军事管制，其全称是：中国人民解放军黄石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（简称“军管会”），时任“军管会”主任的是黄石市人武部政委藏占池。
黄石港派出所开始时在沿江街办公，后来搬到黄石港市委大院内办公。七十年代初在黄石港文化馆露天剧场旁（即现在分局治安巡防六、七大队所在地）新建三层楼的办公（带住宅房），在地下室建二间临时关押室，还有会议室、厨房、洗浴室、厕所、猪圈等。
当时黄石港派出所的建制是35人。所长周贤德，指导员王玉璋（后调任市局四科科长），副指导员范先灿（后升任区法院院长），内保民警樊东成（任所党支部委员），行政内勤姚少南，户籍内勤钱庆纯，刑事组长宋波华，民警陈佑春（后升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），龚邦林，治安组长鄢烈祖，民警朱兴无；户籍一组组长高维保，民警曹炜、柳平、简林生、杜长松、游庆华、董文斌等。户籍二组组长杨会清、民警戴新建、罗建中、杨烽、胡安全、胡士猛等。后来又陆续调来民警：柯旭仁、王春生、赵新建、乔卫国、张建华、王晓群、夏伯华、胡胜等；食堂炊事员王桂兰师傅（是从黄石砖瓦厂食堂选调来的）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黄石港派出所既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，又是一所培养公安干警的大学校。它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民警察，从这里走出了处级干部7人，科级干部21人，还有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，全国先进工作者，省级先进工作者，而市、区两级先进工作者就更多了。
我是1973年4月从黄石橡胶厂选调到公安机关，被分配到黄石港派出所工作的，那年我20岁。风华正茂，年轻有为。七十年代的黄石港派出所条件差、任务重。不管是办案还是下管段，都是靠双脚步行。当时所里既没有汽车或警车，又没有摩托车，只有几辆自行车。这仅有的几辆自行车，只配备给所里领导和管段较远的民警，其他民警都是步行上下班。遇有搜查、清查或抓人等紧急任务时，须经领导同意后，可到辖区单位借车用。我当时的管段是最偏僻、最复杂、、路程最远的新闸居委会和国营花湖农场，领导发给我一辆自行车，有了它，我如虎添翼。既省时省力，提高了办事效率，又及时侦破办结了多起大要案，屡获上级表彰。在半年时间里，我抓获盗窃违法犯罪分子7人，破获刑事盗窃案件12起；快速侦破管段内锁前小学幼儿遭强暴案，将披着老师外衣的徐某某绳之以法；还破获了肉联厂牲猪被盗案6起，追回牲猪2头、猪肉等100多斤，为国家挽回了损失，将鄂州杨叶人李某送进了监狱。
统计实有人口是每年年底我们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每个管段民警从辖区单位借用保卫干部、居委会主任、组长或治安员组成若干核查小组，利用晚上和休息日，逐家逐户上门，做到底页、户口和本人三相对。坚持“六改六不改”。核查结束后集中数底页。用算盘统计汇总，时间上严格控制把关，即从当年的12月25日至次年元月10日停办户口止，统计出当年实有男女总人数，上报市局。
派出所每年举办1-2次法制教育学习班。对象由各管段民警提出来，确定一名民警负责，抽调保卫干部2人，到企业借用会议室或仓库为办班地，集中住宿，集中就餐，集中学习。每期学员40人左右，教员为市局业务科室的民警、派出所领导和民警以及上次有突出转变的办班对象，每期时间为一个月。每次办班收到三个明显效果：一是通过法律知识学习、心得笔记、办专栏，从思想上、心灵上得到一次震撼；二是检举揭发犯罪线索和犯罪对象，直接或间接破获刑事或治安案件；三是通过办班，转好率达90%，深得家长的拥护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。
派出所一年一度的治保班培训，得到市局各业务科室、黄石港公社党委的高度重视。脱产培训一周时间，使广大治保主任和保卫干部的调解能力、执法水平和协助破案效果得到提升，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。
熟悉“四率”是派出所民警必备的一项技能。“四率”即：重点人熟悉率达100%；对“两劳”回归人员、铤而走险的危险人员、政嫌、刑嫌和列管的重点对象，刑事特情和治安耳目的熟悉率达100%；依靠对象即保卫科（股）长、治保主任和治安员熟悉率达100%；成年人口熟悉率达90%以上，即提号知人；考试时提名、牌号码，管段民警能背出该户人员概况；提人知情，提到一户的姓名，就要背出该户的简况。我曾在全市公安机关“提号知人，提名知情”人口熟悉业务竞赛中荣获第三名的好成绩，得到了市局的嘉奖。
派出所户籍内勤民警责任重、政策性强、时间紧、工作量大。每天办理各种业务中有“六联单”，即迁往市外和市外迁入，迁往市内和市内迁入，迁往他段和他段迁入。管段民警每周必须带上“六连单”，逐人逐户上门核对，工作虽然麻烦和辛苦，但其好处是：既熟悉了人口又可以从中发现迁移变更中出现的差错，还能与人民群众联络感情。
1973年，我负责的管段是新闸居委会和国营花湖农场。1976年所党支部又调整我负责统一街、南岳村两个居委会和下陆区青湖公社及下辖的四个生产大队18个生产小队，还有鞭炮厂、力车厂、电机厂、工业学校、煤灰砖厂等二十多家企事业单位，管辖的战线从黄石港的市委湖边到竹林湾（即现在的湖北理工学院）长达10多华里，全靠自行车来回跑；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。由于农村道路泥泞不堪，不但车不能骑行，而且前后车轮和链条都塞满了泥土，动弹不得。这个时候是自行车骑我——无奈之下肩扛自行车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泥泞路上艰难步行，累得我汗流浃背，筋疲力尽。但那时我年轻，精力充沛，上进心极强，不晓得累，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，坚持天天下管段，到责任区，努力搞好本职工作。为了配合对敌斗争的需要，尽快熟悉辖区人口，我甚至在各大队部搁张床铺休息，扎根攻关，每天进餐时到各小队村民家里轮流吃饭，并主动交半斤粮票和两角钱的伙食费。
1977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通知精神，黄石市公安机关对原“四类分子”，即：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员全部摘帽，恢复公民权利。我与所里领导和其他民警参加了在青湖公社召开的公社、大队、小队三级干部动员大会。市公安局曹副局长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政策措施。按照统一安排，在不影响劳动生产的情况下，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，我与一名副大队长、民兵连长、治保主任到各小队召开干部群众逐个对象地开展评审，统一写出摘帽综合材料，填写统一表格，由三级签字盖章后，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，统一宣布摘帽。
在所领导的支持下，我利用每年的暑假，在管段内举办在校青少年学生“三结合”教育网，即学校、社会、居委会各抽一人，组织他们参加夜间巡逻执勤，帮助烈军属、孤寡老人买米买菜买煤、打扫卫生；辅导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补习功课，编排文艺节目，在单位大礼堂汇报演出；请老红军陈荣和老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；由我本人负责宣讲法制教育。另外，我还组织他们就近到工厂，到农村体验生活，切身感受工人师傅和农民伯伯们付出劳动的艰辛；在一个多月的暑假结束之前，参加“三结合”教育网的每个学生都深有感触地写出了《一次有意义的暑假》的作文。从效果上看，那时候我组织的暑期“三结合”教育网活动，引起舆论一片哗然，各阶层反响强烈，得到了学校、社会和家长的一致好评。
1979年11月，黄石市行政体制实行重大改革，在全市范围内撤社建区，即撤销人民公社，成立区委、区政府，区下设街道办事处；同时，市公安局在各区新建区公安分局，分局下设派出所，并新增部分公安派出所。黄石港公社和胜阳港公社撤销后，人员分流到区和街道办。黄石港区公安分局成立后，到原胜阳港派出所办公。除黄石港、胜阳港两所外，另外新成立沈家营和红旗桥两个派出所。人事调整必须服从大局，老所民警三个去向：一部分留下；一部分到分局机关；一部分安排到新成立的派出所。同时，市局还调来干部充实分局和各所领导班子。从这一刻起，黄石市公安机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黄石港派出所地处繁华闹市区中心，居民密集，人员流动性大，工作任务繁重。全所民警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；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模范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真抓实干，为民办实事、办好事，弘扬正气，打击犯罪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保得一方平安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那时，民警要轮流当食堂采购员，每天清晨到菜场、食品店买肉、买菜和粮油，交给炊事员做饭。还要负责购买猪饲料，配合炊事员养猪，到春节时杀猪，改善大家的生活。那时，民警互相之间经常交心、谈心，向党支部汇报思想，积极要求进步，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；做到脚踏实地、一丝不苟；身居闹市，一尘不染；抵制糖衣炮弹和香风毒雾，争当一名对得起头顶帽子上国徽的合格的人民警察。那时，民警还利用业余时间鼓捣乐器、吹拉弹唱。我也练得一手二胡、笛子等乐器；每逢“五一”、“七一”国庆、元旦、春节时，在所内进行文艺演出，既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气氛，又活跃了民警的文化生活。那时，我们既生龙活虎，干劲十足，又严谨务实，心情舒畅，全所上下干群关系和警民关系融洽和谐。
七十年代，所里民警实行集体住宿制度，每周一天休息（星期天）白天，但晚上9点以前必须回所。如果收到反映民警有违纪的投诉，则劝其调离公安队伍。所里先后有民警胡某调市汽车修理厂，董某调市公汽公司，吴某调人民剧场；还有不适应干公安工作的严某调大冶钢厂，吴某调大冶铁矿。那时候民警谈恋爱，必须向党支部汇报。组织上派人调查同意后才可以谈，不同意就做工作不谈。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转眼间我已迈入花甲之年，正享受着肩卸重任、清闲自在、三世同堂、甜美愉悦的退休生活。回眸我四十多年的从警生涯，追忆七十年代我在黄石港派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，一束强烈的怀旧火花，正在碰撞着我的心灵!说个真心话，我蛮留念当年的黄石港派出所。
（作者：黄石港分局退休民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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